【2021遴选政策理论】民粹主义的“概念过载”与西方制度困境(2)

　　作为后果和表象的民粹主义

　　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疫情治理的失败，源自其个人主义文化、反智主义社会氛围、联邦制度下权力和资源难以有效整合、社会极化与政治派别的内耗等一系列因素。尽管民粹主义政客在疫情防控中的明显失误不容辩护，但主流媒体将疫情失控以及以种族矛盾爆发为代表的社会危机完全归因于个人，这种指责成为论证美国制度完美性的最好解毒剂。作为后果与表象的民粹主义，被塑造成为“万恶之源”。

　　这种倾向在福山的言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疫情发生以来，福山一系列言论中包含了两条线索：一是为西方制度辩护并捍卫其“历史终结论”;二是将西方制度的“暂时困境”甩锅给民粹主义政治和特朗普政府。例如，在2020年4月接受法国《观点报》采访时，他将美国疫情暴发归咎为特朗普“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对于如何解释那些表现糟糕的西式民主国家，“如果一定要找到关联的话，大概要着眼于民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例如美国的特朗普、巴西的博尔索纳罗和匈牙利的欧尔班等。福山还在《外交事务》上发文指出，“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糟糕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领袖没能成功履行领袖的责任”，而长期来看，疫情“将促进自由民主体制的浴火重生，再次挫败怀疑这个体制的论调，显示出这个体制巨大的韧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将制度的失败归结为特朗普个人因素，并认为只要“换人”，危机马上迎刃而解，几乎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神话自圆其说的唯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