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遴选政策理论】关于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领域使命的思考(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时代背景与重要挑战

　　新技术革命导致当前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发生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互动方式发生转变。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追求，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各种潜在风险不断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在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今天，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改变了传媒生态和传播方式、话语权框架、传统的意见表达和交流的方式，具有强大的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点。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新技术从形式到内容深刻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每个人都能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发布观点、社交娱乐、学习工作等，也使其日益成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最大变量”。同时，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外大量信息的涌入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利益表达、舆论斗争、思想争锋、价值博弈的主战场和主要武器。这些都极大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和挑战。

　　如何构建“人心—人—阵地”的安全链条，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就长期存在，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进，社会中的传播方式、阅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话题内容以及话语形式等方面逐步多样化、 多元化，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由此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冲突日趋激烈，复杂性甚于以往。因此，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尤为重要。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舆论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关系密切，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和发展大势，必须尊重意识形态建设的固有规律，对“人心—人—阵地”这一安全链条进行缜密的逻辑建构。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地，最重要的是对包括各种社会群体在内的人的特质及需求的了解与掌握，而其中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深入人心、争取人心，深刻理解“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当前，基于不同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受碎片化、真假难辨信息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点形形色色，无论是观点还是偏见，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如何凝聚人心，以何种方式增进共识，成为左右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国家安全、能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课题和挑战。“十四五”时期，我国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重要使命任务，我们既要自信，又不能掉以轻心，要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上下功夫，更好地振奋全党全国人民的士气和精神。

　　在意识形态生态治理中，治理主体能否秉持科学的治理理念，对意识形态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意识形态阵地进行的是没有硝烟的斗争，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社会兴衰成败;意识形态建设又关系着理论传播生态的构建，其中蕴藏着对社会产生变革作用的思想力量。因此，作为主导性因素，意识形态生态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是否先进、治理依据是否科学、治理手段是否与时俱进以及其是否站在人民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与否。治理理念的保守落后必然导致治理主体工作方法的保守落后，工作方法不与时俱进，必然影响意识形态建设成效。治理主体不够强大，一系列问题便会接踵而至：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因缺乏创新能力而难以抵御新技术革命对意识形态阵地发动的攻势，从而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思想变化的步伐;其次则是面对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威认同的不坚定而难以进行科学引导，使意识形态生态治理趋于无序分散的发展状态。除此之外，“两个大 局”背景下宣传工作中局部存在的形式主义、单一化、片面化、思想与实践的脱节等，都是意识形态建设中治理主体需要警惕、尤当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破解，归根结底都要求治理主体具有较高的内在素养和政治敏感度，特别是在理论武装工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闻舆论工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诸多方面，能够展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判断能力、引领能力。只有治理主体强大，切实承担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始终保持及时回应现实挑战的本领，我们才能赢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