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遴选议论文写作】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4)

　　“两个结合”，源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一经结合，百年不渝，历久弥坚，生机盎然。此情此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全世界政党史上，都前所未有、罕见其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建党伊始，会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思想主张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在苏东遭遇挫折，反而在中国迸发出了愈益强大的战斗力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革命、建设、改革等无数艰难险阻和挑战考验，都能够愈战愈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究其根源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在诸多方面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致力于探索宇宙奥秘、根究社会规律的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也积累了一系列真理性的精华。其中的很多文化精髓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的朴素唯物论相通。除了“女娲造人”之类极个别的神话传说，中国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上帝那种超自然的终极造物主，而是认为万物来自于天地氤氲、自然造化。事物的变化发展，不是外力主宰，而是事物内部被称作“阴阳”或“刚柔”的两股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所谓的神，不过是神秘的、尚未知晓的东西：“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所以孔子从来不谈怪力乱神。这使得中国的主流文化自古以来就相信人的力量、而不是神的魔法，注重人间伦理、而不是人神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虽然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观念不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基于自身逻辑演绎，而是来自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体验，但以《周易》和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异常丰富和发达的辩证思维，为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极大便利。《矛盾论》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即可谓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集大成基础上进行新发展的典范。其中，毛泽东大量借用中国古代的成语典故阐述辩证法原理。例如用《汉书·艺文志》所言“相反相成”说明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用《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后羿射日”、《聊斋志异》的鬼狐故事说明矛盾的变化，甚至认为《水浒传》里也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

　　中国固有的政治观、社会观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立场有相通之处。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君权从来不是神授的，更不是血统高贵的贵族之禁脔，而是顺应民心之结果。“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辞》)。“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古谚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实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贵族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的地位既非凝固不变，亦不应贵贱森严。从孔子倡导的“泛爱众而亲仁”，到孟子呼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和谐一直是中国人矢志追求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唯有“亲民”且“止于至善”的才称得上“大学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即只有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益的，才称得上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